大连信雅达翻译服务有限公司全新发表：
在翻译理论和实践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关于译者的角色及其在翻译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从隐形到凸显,再到操纵,人们对译者角色的认识一步步深化,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对翻译活动本身的了解。而译者角色的不同定位，也直接影响了译文质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译者角色的明晰定位，是产出高质量译文的前提。

一、传统译论指导下译者的“隐身”及其对翻译质量的影响

译者的“隐身(invisibility)"说认为,译者在翻译中不应掺入自己的主观色彩，不应表现自己的个性,一切以原文为归依,唯作者是从,不着痕迹地再现原著的精神实质和风格韵味，做到“忠实”和“对等"(王家义,2008;139)。在早期翻译过程中,译者仅仅被看做是“听写”的工具,其主体性及主观能动性被完全抹杀。近代著名翻译家德莱顿(JohnDry-den)就把译者比作原作者的奴隶。原作者是自己思想的主人,对创作出的作品可以随意改动。而译者则只能唯原作者是从，在不改变原作写作风格和基本大意的前提下进行翻译。如果将原作者的作品比作一-座葡萄园的话,那么,译者就只能在别人的葡萄园里劳作,为葡萄追肥剪枝(通过翻译将原文的信息传达出去)，而最后酿出的美酒却归原作者所有(原作者受到关注,译者则被忽视)。正如苏珊.巴斯内特所说:“‘翻译只是一种低层次的写作’这一想法已经存在了数个世纪,从某种程度上说,其影响直到今天也仍然存在"(Roman Alvarez & M. Car-men-Africa Vidal , 2007:20)。尽管原作要通过译者的劳动,才能被目的语读者所了解,但译者的作用仍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被要求做“传声简、透明人”,其自由度和创造性被完全置于无存在的状态。

在这种译者“隐身”学说的影响下,忠实与对等成为翻译的第一要义。产生的译文也多遵循“字比句次"( word to word, sentence to sentence)的翻译模式,片面强调字面意义上的对等,忽视了文化层面的对等，误译、死译大量存在，原文中包含的信息也无法得到正确、有效的传递。如:在翻译“目前,分配领城中吃大锅饭和见他人多得便心态失衡的现象还很普遍。”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句子时,很多译者单纯地把“吃大锅饭"按照字面意思直译成"eatrisefrom the same big port" ,难免会造成文化上的歧义，让外国读者感到不知所云。因为在他们的饮食文化中，一.是很少煮米饭,二是不用大锅(谢旭升,2009:175)。所以,这样的翻译非但不能起到传递信息的作用,相反,会使目的语读者更加困惑。又如:在翻译“你红光满面"时,很多译者仅仅从字面意义(脸红)出发,而忽略了“红光满面“这一词语的蕴涵意义(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因此,类似"Your face isvery red”这样糟糕译文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再如:在择词过程中,在忠实和对等思想的影响下,很多译者只注重词语的字面意义对等,完全无视其感情色彩。因此,在很多译文中,宣传被解读成“pro-paganda”,农民被定义为"peasant", 而物美价廉则变成"cheap and good"(陈宏薇、李亚丹,2004:104)。当目的语读者面对这样的译文时,非但无法理解其意义,相反,还会因为词语中所蕴含的贬义而对原文产生误读。这样的翻译.不仅仅是无效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有害的。由此可见，传统译论下译者的“服从"和“隐身"思想,对于译文质量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片面追求字面意义上的对等,不考虑文化意义和感情色彩的差异，力求达到字与字之间,句子与句子之间意义的绝对等同。同时,在翻译译入语中特有的文化现象时，不进行解释说明,而是单纯地将其强加给目的语读者,这样机械的翻译观，极大地影响了译文的质量,死译、误译难以避.免。这样一来,翻译作为沟通两种语言的桥梁,非但不能有效地传递信息,还有可能造成两种文化间的误解,阻碍信息的正常传输,其沟通作用也就大打折扣。

二、译者的觉醒及其对译文质量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译者作为沟通不同语言文化的桥梁,其作用也变得愈发重要。在进行翻译实践的过程中,译者逐渐意识到了自身的重要作用，他们开始觉醒,并开始为自己的自主权而奋斗。在这一时期,译者已不再是奴隶和传声简,而是具有社会属性和主体意识的独立个体。译者对原作品的翻译,也不仅仅停留在“听写”、“过滤”阶段,而是结合自身经历和自身文化体验对原作进行的再创作。正如西塞罗所说，译者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来进行翻译的(李为为.古炜, 2007:93)。这一观点赋予译者极大的自主性及创造性。泰特勒也说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原文略加删改。同时，在翻译原作时,译者还必须“始终与原作者比智"，并在可能的时候超越他，改进他(李为为古炜,2007:93)。
 
  译者的觉醒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也开始根据实际需要对译文进行改写，以使译文更加契合目的语文化。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逐渐抛弃了原先“字比句次”的翻译方法，不再将“忠实"与"对等"作为唯一的目标，也不再一味地追求字面意义的绝对等同,而是将原文的感情色彩和文化意义纳入考虑范围，在保证意义对等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必要的改写,从而极大地改善了翻译质量。如:在翻译“边疆处处赛江南(Xinjiang is a land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 )”时(谢旭升, 2009:2),译者便注意到:“江南"在中国文化中是富饶之地的代名词,而在西方文化中却难以引起共鸣,这一文化现象的缺失势必造成信道阻塞,阻碍信息的有效传递。因此,在翻译时,在保留词义层面对等的同时进行了文化层面的切换,将汉语中“好地方"的代名词转换成《圣经》中“流淌着蜜和奶的地方”,从而达到相同的表达效果。同样,在翻译汉语警示语时，这一思想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英汉两种文化差异巨大。汉语中的警示语和标识语一殷采用祈使、命令方式,语气比较生硬,如果直接翻译成英文会让外国读者感到不适。因此在翻译时,译者采用更为缓和的建议语气，从而更加符合目的语文化,也消除了目的语读者阅读时的不适感。如: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译成:Justice haslongarms,将“闲人免进”转换为:Staffonly(谢旭升，2009:62)。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保留了原意,达到.了语义层面的对等,也更加温和,更加符合西方人的接受心理，从而避免了因语气生硬而带来的不.快。

随着翻详实践的发展,译者逐渐意识到,仅仅对译文进行适度改写是远远不够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交流的增多，翻译的作用日益凸显,对译文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译者仅仅满足于做“传声简"和“透明人”，被动地转送信息，而不参与对原文的改造,就难以保证译文质量，也难以适应目的语读者对译文的要求。因此，从这一层面上说,要想摆脱过去“字比句次”的翻译模式，避免误译、死译、硬译,同时也为了更.大程度地发挥改写的作用,就必须对作者的身份地位进行颠覆和重构。这时，译者不再是被动的信息传输者，而是文化的参与者和中介者。现代译者们不仅要精通两门或多门语言，更要谙熟两种或多种文化。在翻译过程中,也就是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译者必须做到流利.流畅.熟练自如。为此,译者需要步步为营,积极参与到跨文化交际中来,通过对文字的操纵促进不同文化之间更深入的相互了解。(钱春花,2007:54)。这时的译者,既受两种文化的影响,又独立于它们之外,唯有如此，翻译时才能取长补短,游刃有余,产出的译文才能真正成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
 
  三.译者传统角色的颠覆一译者的操纵

上一部分论述了译者角色颠覆的必要性,只有对译者的角色进行颠覆和重构，才能提高译文质量,也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翻译的作用。而这一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转向(culuralturn)中也得到了体现。文化派出于对微观的语言层面的研究的不满，开始把翻译看作宏观的文化转换,即把翻译放到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将其与社会、政治、民族、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联系起来。这一理论使翻译的研究从源语中心论转到了译语文本论,极大地撼动了原语的权威地位,使得翻译的外延得到极大的扩展,对“忠实”的追求不再是翻译唯一的目标，相反,对原著的改写、改编、重写都被视为翻译。在翻译实践方面,这一学派坚持译者“操纵”说,认为翻译不应当从“对等"着眼，而应当从.“操纵"入手。认为翻译中不存在预期的对等,而只有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的操纵和再创造。在苏珊.巴斯内特看来,“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而“忠实、对等”之类都是子虚乌有。安德烈.菲勒弗尔也提到，译者在处理源文本和生成目标文本的过程中，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也--定会根据需要对文本进行改写,而改写就是对文本的操纵,就是使文本按操纵者(译者)所选择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产生影响和作用。比起以往的“隐身”说和“觉醒”说,这一说法肯定了译者创造性地改写文本和改变世界的权力。这对译者来说，无疑是一次解放,因为有了这种权力，译者就可以决定译什么和不译什么,甚至包括怎样译。如果说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改写是一种再创造,是- .种解放行为的话,那么,译者就不仅仅是透明的.隐形的过滤器,而是与原作者具有同等地位的解放者、创造者。
 
这一理论自产生以来,不仅在翻译界引起极大的震动，而且对译文质量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当译入语和目的语发生冲突时,译者必须发挥其操纵作用,对译入语进行解构、分析,翻译时不仅不能照搬原文,还应当根据目的语的规范对原文本进行一定的改写、改编，使译文符合目的语的要求,从而达到传递有效信息的目的。这在中英两种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在汉语中,当介绍某一.地方的风景名胜时，往往会出现很多辞藻华丽的“美句”,以一节介绍新疆的解说词为例:“新疆的高原山水由于蕴含在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等世界名山中,有着众多的雪域冰川。叠崢雄峰，飞泉瀑布,珍奇异兽,天山南北,浩淼的河川瀚海,气势磅礴,变换多姿,阡陌纵横，花果飘香,弦鼓传唱，充满诗情画意。"( 谢旭升,2007 :39)这段“美文”如果按照直译的方式处理难度极大，况且就算被译了出来,也不一定能被西方所理解。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和所处的文化环境决定了他们喜欢朴实、含蓄、简洁、明确的表达方式,不喜欢空洞无物,华而不实,重复繁琐的词句。因此,在处理这样的文本时,译者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原文进行操纵，按照英语的规范对其进行“瘦身"处理,除去华丽而无用的修饰词语,让文字返璞归真,从而更能被西方人所接受。另外,在词语选择方面,译者也应当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不光追求词义对等,还应当理解词语在不同语言中所包含的文化意义,从而选择更能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的词语。如在中国文化中,龙是一种崇高伟大的象征,具有极高的地位。在英语中,“龙”则是罪恶的象征。因此，翻译与“龙"有关的短语时，译者务必要进行文化层面的转换,避免引起西方人的误解。如:望子成龙译为:longtoseeone'ssonsucceed in life, 而亚洲“四小龙"则译为: four smallAsian tigers (谢旭升,2007:15)。
 
文化转向指导下的“操纵”说是对译者传统角色的极大颠覆。译者摆脱了以往“传声简”、“过滤器"的地位,开始拥有改造文本和改变世界的权力，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对原文进行适当的改写、改编,甚至重写,使之更符合目的语的语言规范,也更能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到这时,译者才真正翻身做了主人，在对原文进行操纵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角色的颇覆与重构。唯有如此,才能提高产出译文的质量,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信道保持畅通,使翻译一这一-花费大量心血和智力的工作,真正成为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桥梁。

四、结语

译者传统角色的演变和译文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最初的“传声简"、“过滤器”到自我意识的觉醒,再到“文化转向“后译者对文本的操纵,译者的主观能动作用逐渐得到彰显,翻译也不再是单纯的语义解码,而是译者与作者通过文本进行的共谋与合作,是两者共同参与的对话。译者与作者,译作与原作之间不再是隶属服从关系，而是平等关系。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译文的质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最初的“字比句次”到后来的“改写”、“操纵”,译文质量的变化始终与译者身份角色的变化息息相关。在这个信息时代，翻译作为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桥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随着翻译的发展,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及其对译文质量影响的研究也有待深化和拓展。这一命题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翻译界理论探讨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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