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翻译学研究从早期直觉的语文学范式走向了科学化的道路。卡特福德（J. C. Catford）和乔治·穆南（George Mounin）等人开始以语言学为指导，对翻译经验进行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分析。文学翻译中语言转换问题一直是翻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国外的译学研究大多是以西方语言之间的互译为对象，极少有人把注意力投向汉外互译的问题。更何况，由于文言总体上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为现代汉语所取代和吸收，几乎无人对文言与翻译的关系问题进行过研究。西方学者中，只有一些语言学家如高本汉等人对文言有过一些研究，但到目前为止尚无人从翻译学的角度出发研究过文言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问题。虽然也有一些西方译者在从事汉外翻译，如古诗外译过程中涉及到对文言的理解，但也从未有人从理论上探讨过外汉翻译中的文言的利用价值。只有一些从事汉语言、文学和文化教育宣传的海外华人如赵元任、叶维廉等在讨论翻译方法时偶尔牵扯到文言与文学翻译的关系问题。

在谈及源文本风格的连译时，赵元任认为，译文的风格应该与原文相当，在翻译具有古典风格的文学作品时不宜使用较为时兴的词语。原文为古文典册就不能用理语来翻译。但是，他同时又否定了用古代语言对译古代语言的做法，主张用一种较无时代性的语体来翻译。“翻译旧东西的时候至少要避免太漂亮太时髦的词句。因为越漂亮就越容易蔫，越时髦就越容易过时。”由于语言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因此，“过久了先以为无时代性的，后来的人还是会觉得出来那是某时代的译文。所以有些名著过时就又得重新翻译”（郭建中，2002.=277）。大连信雅达一般都会体现出时代的特色，一个时代的译作都会被打上一个时代的烙印，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染上了很浓的时代性，在新的时代就应当由新的译作取代它们。虽然赵元任意识到不同时代的大连信雅达所传译的风格不一样，但却又反对以有时间性的古汉语传译源文本风格，试图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以“无时代性的语体”翻译，而事实上他又指出所有的译文都会展现出时间性，因而显得有些难以自圆其说。

欧阳祯也赞同译作语言具有时代性的观点。他的理论思考是来源于对汉外翻译实践史的考察。欧阳祯认为，“介绍中国古典文学较糟糕的时期，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那一种矫揉造作冗长累赘的文风、那种沉重奇特的语气、那种笨重的长长倒装的句法结构，与中国古典文学变化多端、生动活泼和语义丰富的特征相去甚远。”在分析了亚瑟·韦利（Ar- thur Waley）和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等人的汉语古诗的翻译后，他指出，庞德把中国古诗作为他创作的灵感，并不想把原诗的主题和结构翻译出来；而韦利的翻译基本上保留了原诗的内容和结构（郭建中， 2002:287）。但是，叶维廉不大赞成他的这种看法。他深人研究庞德的诗歌翻译实践后指出，几乎所有中国古诗的英译，都忽略了中国古诗特有的句法结构，即中国古诗特有的表达模式，千篇一律地变成了英诗的结构，因而在形式上使人无法从译诗中领略中国古诗的特质。中国古诗表达模式的特点是，两个意象盈加出现在读者眼前，就像电影蒙太奇拍摄技巧。在两个意象并置出现时，没有使用任何连接词。但英译者都试图在两个并置的意象中找出某种逻辑联系，然后用连接词把两个意象联系起来。庞德在翻译中国古诗时，去掉了很多连接词，给读者留下一种快速跳跃和重叠的印象，因而保留了原诗的这种句法结构，抓住了原诗的精神实质（郭建中，2002:301）。欧阳祯和叶维廉是从汉外翻译，尤其是汉英翻译人手讨论翻译中的语言问题的，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正确有效地把汉语古典诗歌的语言艺术特征传译出去，也没有涉及文言语体在外汉翻译中的应用问题。
思果先生则从英汉翻译实践出发讨论和分析翻译中的语言问题。他站在读者的立场上考虑，认为应该用地道的中文来翻译，要提高翻译水平，就必须“细听中国人讲的话（不能听时髦人的话，因为他们已经中了拙劣译文的毒素），细读中国的古文诗词，旧小说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显然，他意识到了外汉翻译所带来的“翻译体”对汉语以及文学翻译造成的负面影响，指出“翻译的人，无意中在创造语言，修正语言，但也在破坏语言。”所以，译者要尽可能在中文里寻找合适的表达方法，尽量不要另外再创，以免对汉语带来负面的影响（郭建中，2002:311一 312）。思果先生虽然已经认识到文言古典文学作品有助于提高文学翻译的质量，但遗憾的是，与前面几位学者一样，他也没能深人细致地考察文言语体在文学翻译中的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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