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层面的翻译讨论，仍停留在相当浅的层次”
不能不承认，如今译者的中文水平客观上讲确实不如过去，译文亦如汪涌豪所说的那样读来常有生涩之感。但在上海翻译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黄昱宁看来，这不能简单归结于译者中文水平低。毕竟，我们这个时代所面对的原文，与林纾或傅雷所面对的原文，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当代文学更跳跃、更抽象，更重视文字所携带的意象和信息，而在一个普遍认为‘骈四俪六’才是文学至高境界的环境中，语言和文学太容易不思进取，它们的发展和活性都难免迟滞缓慢。这样的滞后对评判译作也会形成干扰。”
 
切近的问题还在于，一方面，随着大众外语水平的提高，读者对译文的质量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受制于译者本身的文学素养，还有稿费太低等现实因素，很多译文不管是经过了打磨也好，还是粗制滥造也好，都难以全方位满足读者的需求。大众的批评随之而来，更有一种极端的说法称，如今的翻译质量“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这样的评价，在黄昱宁看来，对于文学翻译者是不公平的。她吁请，文学翻译要建立一个客观、全面、与时俱进的评价体系。
 
以黄昱宁的观察，随着时代的发展，译介作品数量呈几何级数增加，懂外语的人也以几何级数增加，其结果是，总基数大，其中质量不尽如人意的作品的数量亦随之增加，但要因此认定劣等译作在译作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较几十年前有明显增加，则有失公允。评价的不客观，在她看来，还在于大众对具体作品的分析缺乏专业性，少数有见地的专业评论往往被耸人听闻的言论所淹没。即使是优秀的专业评论，大多仍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层面，缺少提炼、思考的过程，无法上升到不断完善评价体系的层面。“翻译理论长期困在象牙塔中，与译者、媒体、读者等都有一定距离，缺少深入浅出转化的文体和平台，以至于近年偶尔出现的大众层面的翻译讨论，仍然停留在相当浅的层次。”
 
在黄昱宁看来，翻译评论的困境在于，如今“翻译评论”和一般“文学评论”的界线越来越模糊，而真正愿意花时间投入翻译评论的又是少数。“做翻译评论，意味着要花费两倍时间读原文和译文，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与此同时，黄昱宁认为，滞后的文学观，也构成了评判标准的另一重干扰因素。“世界文学潮流的嬗变，对我们衡量好译本的标准，一直在提出新的审美要求，但我们的普遍欣赏水准与这种要求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
 
诚如黄昱宁所说，今天文学翻译面对的对象和读者已与过去大不相同。在这样的情况下，信达雅的标准，尤其是“雅”字，如今该怎么理解？在读者对欧式词汇和语法的宽容度越来越大的今天，“信”和“达”又该制订怎样的新标准？每天都在诞生的新词应该以怎样的标准和速度引入翻译才合适？在互联网轻易就能提供简单检索的今天，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有没有必要削减原先简单的说明性注解，扩大阐释性注解的比例？在人工智能开始介入创意写作、翻译的时代，各种翻译软件层出不穷，新一代文学译者如何看待这种全新形势，如何在懂得使用较新工具的同时发挥人工智能替代不了的独特价值？“在文学不断发展的今天，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还远没有答案。”
 
而翻译稿酬过低，还有翻译评论得不到广泛的关注和认可等因素，也很可能使得这些答案较终得不到求解。黄昱宁表示，与实用类笔译或口译相比，文学笔译的稿酬水准平均线确实比较低，但因此苛责出版社则有失偏颇。“文学笔译的稿酬是出版社支付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译者稿酬较终取决于成书后创造的市场价值。提高译者待遇，如果离开对这个前提的认知，就无从谈起。书价低、外国文学阅读门槛较高等，都是造成这类图书市场价值偏低的原因。”
 
比之“稿酬过低”，黄昱宁更担心的是，稿酬背后的市场导向与舆论环境可能导致复译与首译的严重失衡。“通常情况下，公版书的利润率远远高于版权书，而操作难度则远远低于后者。市场上扎堆出版的通常是销量有保证的世界名著，它们往往已经有大量现成译本，复译可以借鉴前人，难度大大降低，译者承受的压力也远不如首译本大，得到的美誉度反而常常高于首译本。世界名著被重印的可能性也远远大于很多现当代作品，这使得译者在复译本上得到的收益有可能大大高于首译本。”
 
这样造成的后果，就像她担忧的那样，本来就极为有限的译者资源大量流入复译大潮，公版书重复出版现象愈演愈烈，现当代作品的翻译质量则进一步下降。“翻译文学的表面繁荣之下，隐藏着不合理的结构——有文化积累价值但市场前景黯淡的现当代纯文学翻译作品，生存空间不容乐观。”
 
“走出去”的实际效果在哪？
“国内似乎只关心‘走出去’，而不关心“走出去”后能否产生真正的效用”
外译中存在的结构不合理，不免让人唏嘘。相比较而言，中译外的阙如，则不能不让人感慨。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可谓声势浩大，莫言、曹文轩等中国作家在海外接连获得重磅奖项，也提升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自信。不过，与如潮水般涌来的欧美文学作品、好莱坞大片等相比，“走出去”的效果依然有限。事实上，不只是在文学领域，在戏剧、舞台表演等艺术领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对外国文学翻译和出版领域颇多了解的出版人彭伦直言，国内似乎只关心“走出去”，而不关心“走出去”后能否产生真正的效用。“似乎只要把中国作家的作品，或者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成外语，在国外出版就好，甚至在越多的国家出版就越好。但这个翻译的水准精不精良，这个作家或这部文学作品在海外究竟有多少读者阅读，有没有产生文化上的影响，人们并不怎么关切。”
 
彭伦谈到自己亲历的“尴尬事”。前阵，他与一位旅居新加坡、专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美国翻译家交流。这位美国译者透露，近来一些中国作家主动邀请他翻译其文学作品，有的甚至“悬赏”几十万元人民币让他来翻译。“这样的‘悬赏’，让他‘一头雾水’。当他问他们，作品翻译完了，在哪里出版？译文的版权属于谁？翻译完成后，作品在西方会不会有读者？得由谁来负责外国的市场推广？对于这一连串的问题，中国作家回答不出来，也并不真正关心。他们似乎认为，只要找到一个好的翻译，自己的作品走出去了，就已经万事大吉。”
 
在彭伦看来，如果只是按照“国内规则”来运作，中国文化走出去难免事倍功半。合理而有效的方式，该是让中国的文学作品、文化产品更好地通过版权贸易和市场推广的方式，真正进入到西方文化之中发生影响。“很显然，中国的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翻译只是第一步，只有找到较具实力、有影响力的出版社代理，才能使之真正接触到西方读者，发挥其文化交流的影响。”
 
整体的经济面临转型，必须打破粗制滥造、靠量取胜的局面，大连翻译公司只是其中一个缩影，但是，在这个大环境下，都带有时代的特色。